陈建伟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了今年要进一步深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
实际上，2017年10月，人社部已经向外透露了建立中央调剂制度的设想，目的是均衡地区之间由于人口结构变化和人口流动所导致的抚养比差异过大，及其养老金地区不平衡的问题。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收入来源有三：一是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缴费收入，二是由财政补贴形成的收入，三是基金投资收益等其他收入，其中企业职工缴费收入是基金的主要收入来源。
就业人口的区域流动、财力增长的区域差异，导致养老抚养比、养老资金池规模和养老支付压力不仅在省际层面存在着明显差异，各省内部也有不平衡，需要中央调节制度来实现地区间平衡。
中央调剂制度是建立在省级统筹之上的，而在省内基本实现基金的统一企业缴纳比例、统一管理和调度使用的省级统筹，则经历了较长的过程。
早在1992年，当时的劳动部就已经出台文件（劳险字[1999]12号），开始推进实施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统筹；1999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联合财政部发布通知（劳社部发[1999]37号），建立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2007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劳社部发[2007]3号），开始推进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这十年来有固化的趋势。受此影响，目前为止，一些省份仍然没有实现养老金的省级统筹，缴费率和待遇标准在省内也仍然有差异，由省级统筹扩展到全国统筹的难度较大。2017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进一步发出通知（人社部发[2017]72号），要求各地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缴费政策、待遇政策、基金使用、基金预算和经办管理实现“六统一”，积极创造条件实现全省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统收统支，尚未统一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的省份最迟2020年实现全省费率统一。
在全国社保基金连年支大于收的背景下，一些经济欠发达、劳动年龄人口净流出规模较大的地区，养老保险基金的缴存收入更是大大低于支出需求的增长。例如山西2017年的社保基金预算数据显示，当年全省企业养老保险基金收入预算563.1487亿元，较2016年预计执行数下降0.96%；而同年全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预算数为696.9608亿元，较2016年预计执行数增长11.18%。支出增长大大超出收入增长，由此造成养老保险基金的亏空，导致这些地区基础养老金支付标准长期偏低，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拉越大，居民在不同地方工作退休后享受到的基础养老金不平等程度扩大，难言公平。
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我国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最高的上海达到了850元/月，最低的河南、山西仅仅只有80元/月，多个省份的标准没有超过200元/月的水平。这么低的标准，基础养老金也被社会冠之以“零花钱”的称号，离老百姓“养命钱”的定位还比较远。
中央调剂制度为欠发达地区的退休人员带来了福音。先行推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将在全国发挥养老互助共济作用，中央财政为提高欠发达地区的基础养老金标准提供有力支持。
目前，我国中西部大部分省份的财政状况难言乐观，财政亏空较大，一直需要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进行输血。中央调剂制度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财政亏空压力较大省份的养老保险财政投入压力，视之为相关省份的“救命稻草”也不为过。
但是，中央调剂基金制度的建立，也可能会产生负激励作用，一些省份产生“搭便车”的想法，省级财政对社保基金的投入积极性下降，坐等中央的救援。长此以往，中央财政的负担大大增加，引起新的横向不公平。
十九大报告强调，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目前的现状是，部分省份尚未实现省级统筹，大部分省份的省级统筹标准偏低，与发达的北京、上海等地的待遇标准差距较大，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任重道远，但是2018年迈出的这一步非常关键。发展是硬道理，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必须建立在解决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基础之上。（责任编辑 毅 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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